城读 │城市有助于“黑掉”正式的权力体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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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有助于“黑掉”正式的权力体制吗？

萨斯基娅·萨森论述全球城市是黑掉旧秩序、塑造新秩序的战略场所。

Saskia Sassen, 2017. Can Cities Help Us Hack Formal Power Systems?

Source:https://urbannext.net/can-cities-help-us-hack-formal-power-systems/

Picture source : https://archpaper.com/2017/08/saskia-sassen-hack-global-cities/

城市是复杂系统，但城市又是未完成(incomplete)的系统。城市这种复杂性和未完成性的特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方表现出极为不同的城市形式。在城市复杂性和未完成性的混合中隐藏着城市长期存续的能力，城市比许多强大的、封闭的、正式的系统——诸如政府、国王、大公司等——存在时间更长。这是城市的第三个特性：创造的可能性，创造城市、创造政治、创造公民、创造历史。

因此，今天许多密集建设的地域，例如大规模延绵的高层住宅或高层写字楼区域，并不是城市，不过是密集建成区罢了。反而一个运转中的贫民窟具有许多城市的特征，虽然贫穷，但却是城市。

在城市这种复杂性和未完成性的混合中还存在着无权者夺取城市权力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在种植园中是不存在的，只可能存在于城市中。由此，无权者可以创造历史、创造政治，尽管他们并未得到赋权。特别是在全球城市，不仅创造出结构化的权力，而且为新型的活动家和他们的活动创造出可行的话语可能。在这些城市里，无权者有一席之地：他们为富人区提供不可缺少的家政服务，他们为企业办公提高不可缺少的服务。在城市，无权者可以变得很复杂，这本身就是一种“黑客”行为，也可以理解为城市能力的一个例子。

城市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第一，全球城市是战略性的前线地带，给无权者赋权，给那些遭受歧视的弱势群体、外来群体和少数群体赋权。弱势群体和被排斥的群体可以在全球城市里立锥容身，他们出现在权力面前，出现在彼此面前，学习如何与多元差异共处。他们可以黑掉权力，他们可以黑掉来源、宗教 48 31656 48 15231 0 0 3341 0 0:00:09 0:00:04 0:00:05 3341和基因型的差异。

第二，今天的城市是黑掉旧秩序、塑造新秩序的战略场所。作为复杂空间，城市可以把多元的、不同的斗争集中在一起，推动新秩序的形成。城市促使具有不同热情和观念的人一起奋斗，一起黑掉权力。

全球城市是今天的前线地带

前线地带是一个相遇的空间，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活动者相遇，但是没有明确的活动规则。历史上，前线地带通常指殖民帝国扩张的边缘地带，今天这些帝国边缘已经不存在了，巨大混乱的全球城市才是今天的前线地带。复杂的大城市，尤其是全球城市，是一个全新的前线地带。全球城市成为来自不同地方活动者相遇的地方，并且没有明确的规则。全球城市对于全球公司资本和无权者都具有战略重要性。

政府许多去监管、私有化、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实际发生在全球城市的公司经济部门，而不是立法机构或议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司黑掉了城市，制造出新工具，类似于历史上前线阵地修筑军事堡垒，城市里的公司地带是受保护的，是私有空间。自1980年代末以来，世界范围内各个城市的公司法人就在从事这样的行为，从而确保符合公司利益的全球空间运营。全球城市是一个前线地带，权力的战略空间可以被黑掉。

但全球城市也是无权者的战略地点，标志着围绕新型政治活动家的新型政治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城市能力。城市能力不仅仅是有无权力的问题。对于无权者，城市的战略性在于，政治不仅是常规的投票，或是不得不接受公司的功利逻辑，或者是强调有权者的主导叙述。城市空间提供了一个混合的基础，由此展开行动。

其中一个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出现新型的非正式政治。例如，有一种公众共同创造的破坏性的话语，使得地方的、被沉默的群体变得可见，由此完成政治工作：促进新型的论辩式公众的形成，以城市空间为媒介，成为黑掉权力的工具，尽管它并不能打垮权力。世界各地的各种占领运动，短期内具有破坏性，长期看具有教育性。它们有关不平等的论述，还包括了大部分贫困化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原本非常保守谨慎。占领运动已经演化为一种政治，正朝着政治演讲和动员的层次演进，但还没到改变体制的地步。例如，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希腊的极左翼联盟(Syriza)，美国70岁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参加总统竞选，尤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发生深刻变化，包括一套全新的词汇和政府逻辑。秘鲁和基多变化没那么极端，但也非常显著。尽管有不少差异，所有这些不同程度的变化，都是要部分乃至全部抛弃现有政治。

另一个后果是产生新型主体的可能性，脱胎于消弭族群、宗教、基因型、不平等、身体残疾等差异的城市主体，这种主体可见于不同时空的城市，但始终稀缺。古老的巴格达和耶路撒冷，工业化的芝加哥和纽约、二十世纪初的柏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属于这样的城市。这并非要抹煞产生城市主体的特定历史和地理差异，城市主体与多元的宗教、族群环境下更相容。

城市的社会性会带出主体内在的城市性，冲淡本质主义者的标记。社会团结的需求（例如城市遭遇重大挑战时）通常促使这种转型的出现。城市空间特别是城市中心可以消除我们的本质主义，因为它迫使我们进行共同回应，进入拥挤的公共交通，进入混合的工作环境，进入公共医院和大学等等。由此我们可以认知到城市主体身份，而不是特定的个体或群体身份。巨大混乱的城市有助于产生这样的变化，而公司化的城市或者办公园区无法带来这种变化。

还有一种长期的秩序正在改变，即民族-国家的体制正在失去他们曾经主导控制的领域。这种变化非常重要，即使只是部分的改变，即使不一定是想要的改变。在帝国和民族-国家的部分解体的背景之下，城市成为创造新政治秩序的战略地点。过去国家法律就是法律，今天城市新的战略角色使得城市法律的回归成为可能。我们可以观察到城市法律的复兴。例如美国越来越多城市通过地方法律或法案，庇护本地的非法移民；有的城市通过只适用于本市的环境法律，比国家环境法律严格得多；还有的城市使用只在本地流通的货币。

这些都是城市这个复杂多元空间的特征。今天城市面临的主要冲突可能把城市复杂性削减为建成区或水泥森林。直面极端种族主义的城市方式、政府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未来气候变化的危机都需要进一步扩大城市能力、扩大城市成员的内涵。但是现有国家政府政策和强大的公司需求与这种模式背道而驰。

那么无权者到底怎样才能黑掉城市的权力呢？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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